能耗占到建筑能耗的45%-50%，占到社会总能耗的20%，门窗已成为中国建筑物节能最薄弱的环节。发达国家节能门窗普及率已达100%，而我国只占到门窗总量的0.4%，节能门窗普及率低造成我国的建筑能耗为发达国家的3倍以上。

  按照通知，采购人需购买的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但在第十五期节能清单中无对应细化分类且节能清单中的产品确实不足以满足工作需要的，允许在节能清单之外采购。[详细]

  降低门窗传热性能，办法其实很多，比如对门窗框型材进行断面改造、增加隔热空腔、填充绝缘材料、采用抗老化的密封胶条、使用多层中空玻璃等。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国内既有的400多亿平方米的建筑中，九成以上没用节能玻璃。此外，数十亿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和数千万平方米的玻璃幕墙，目前仍以非节能单片玻璃和普通双层玻璃为主。

  而早在上个世纪，欧洲已经实现了节能型Low-E玻璃的全覆盖。1991年欧洲各国宣布于1995年强制采用Low-E中空玻璃，其市场占有率1995年超过50%，1998年接近100%，使用量从不足200万平米增加到2004年的3600万平米。到2009年，西欧Low-E玻璃用量达到1.2亿平米。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会长陈国庆介绍，如果全国每年新安装4亿平方米门窗均采用Low-E中空玻璃，与普通中空玻璃窗相比，每年可节能872万吨标煤，使用3年可抵三峡大坝一年发电量。另外，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CO2排放2143万吨。

  事实上，节能的Low-E玻璃适用于从严寒到热带的所有气候区，比普通中空玻璃节能1/3，16-22个月就可以收回多花出去的钱。以北京为例，12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门窗面积30平方米，若使用Low-E节玻璃代替单片玻璃，以目前市场上的煤、电价格计算，每年采暖可节约781元左右，制冷可节约232元左右，全年的采暖和空调制冷费用共计可节约1013元。

  “其实，我国几大玻璃制造企业都已经具备了LOW-E玻璃的生产能力，但因为需求量不足，无法加快发展。”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秘书长张佰恒说。

  建筑能耗居高不下，其中不乏管理盲点的因素。国家统计局设管司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对门窗的归类停留在单一金属门窗制造上。《建筑门窗国家标准规范目录》，建筑门窗及其有关标准规范中，没有节能门窗的影子。

  广州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缪明松表示，国家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中包括了“建筑外窗生产许可证审批项目”，这就大幅度的降低了门窗行业的门槛。

  “准入门槛降低，小作坊更多了，低价劣质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不少投资搞科研的企业，一下子就垮了；还有不少企业，科研人才出现了断档。”一位从事门窗生产23年的制造商说。

  “作为亚洲唯一国际型门窗幕墙展览交易中心，高碑店形成了以节能门窗生产制造、研发技术、展览交易为核心的产业群。”但河北省高碑店市市长韩晓明还是乐观不起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小而散、技术上的含金量低、无节能技术，门窗企业依然呈现落后状态。”

  此外，国内建筑产品的形态也制约了节能建材的推广。比如，普通住宅商品房基本上采取“毛坯”销售的模式，购买者要进行二次装修，开发商只要装上玻璃、门窗，达到验收的最低标准就可以。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大多数人购房者不会对门窗做改造，节能玻璃也就难以推广应用。

  我国对于建材的节能标准定的很低，根据通行的《建筑玻璃使用作业规程》，目前市场上的普通玻璃即可达标。反观欧洲Low-E玻璃的爆发式与普及，与1995年强制推广的规定有直接联系。

  国家建设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增建筑物21亿平米，改造旧楼38亿平米，节能耗材消费总额将突破4万亿元。未来十年内，国家用于节能补贴和常规消耗及购买节能产品的支出高达5万亿元人民币，即使只有5%用在建筑节能玻璃和门窗，也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

  “其实，我国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完全有实力去推广Low-E玻璃。”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会长陈国庆认为，相比每套房几百万的价值，增加一万多块对消费的人基本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我国高端玻璃的发展却是革命性的。

  我国目前平板玻璃产能过剩十分严重，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正当其时，若能够在压控产能的同时，使具备技术条件的玻璃企业能够扩大节能型产品的产量，不但可以带活整个行业，而且对建设绿色节能建筑是个极大的推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大规模推进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时机已成熟，需多措并举推动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发展。

  仇保兴介绍，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迅速，对于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的社会共识已形成。如果维持每年新增绿色建筑项目300个，“十二五”期间将节能25.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29.8万吨。此外，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太阳能光伏、LED价格逐步下降都为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据了解，目前，深圳、厦门等地已率先提出新建保障房全部为绿色建筑。2014年起，所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建设的保障房将全部实施绿色建筑标准。[人民日报]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科技部22日在北京联合启动“公共机构绿色节能关键技术探讨研究与示范”项目，计划组织科研单位用3年时间、投入经费9000余万元，对公共机构绿色节能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坚，推动公共机构节能减排。

  该项目已被列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由清华大学、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牵头实施，全国23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一同参与，下设六个研究课题，重点解决公共机构能源效率提升、信息化建设、新建和既有建筑绿色节约能源改造等问题。[新华网]

  粗放式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的坚硬外壳之所以不能打破，当然有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客观原因。十二五规划启动的201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抗击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周期。流动性的大量释放，习惯性地对旧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支持，催生了三高产能的大肆扩张。同时，由于银行业信贷结构没有优化，国有企业得到了更多的优惠。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依赖度也前所未有加强。在资金和监管双宽松的格局中，一些地方国企和民营实体中的高污染、高排放大户一样，共同成为主要污染源，使得环境资源再遭损害。

  短期的财税、就业利益既然易得，需要支付成本的产业体系调整自然被置于次要位置。各地一度出台的大规模产业振兴计划，少有新经济的实际部署，多数是传统项目的大量复制。由此导致产业转型在许多时候，仅仅在政策表述上得到了强调，而无法转化为具体行动。

  出于同样的考量，唯GDP论在这一轮产业扩张中，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尽管其间也曾实施过拉闸限电等强制性的节能措施，但生产活动中的单位耗能并未得到优化。系统性的节能应用固然难以全面展开，行政式的节能措施也在GDP考量下遭遇了强大阻力。

  节能环保的历史欠账，总是要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淡化GDP考量，加大去库存化进度，实施最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均已上升为最权威的政治意志。民意和政策的共同诉求，已为节能环保领域还债创造了环境。事实上，这笔欠账也已拖欠不起了。

  杜祥琬认为，中国正面临“两场竞赛”，在国内，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努力与粗放发展的惯性之间在较量；在国际，是与发达国家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竞争。

  “2011年，中国GDP占世界10%，能耗却占世界总能耗的21%，单位GDP能耗比世界中等水准高出一倍，人均能耗也已达到世界中等水准，并在迅速增长。今后5年-10年，将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机遇期。”他说。

  杜祥琬强调，低碳并不制约经济发展，中国要强调实现低碳目标，以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他提出，中国低碳发展目标可“三步走”实现。

  “2020年前，积极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东部发达地区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0-2025年，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全国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5-2030年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他说。

  杜祥琬还提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可推动完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安全，粮食安全，环境与生态安全，健康与生命安全，环境与气候检测体系，智能能源网，基础数据库等，将有力带动国家基础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