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812】人民日报:将我国暗喻为纳粹德国荒诞的类比是份反面教材
2024-08-06
2024-11-24浏览: ballbet贝博狼堡赞助商
1937年12月13日,统治下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对日本而言,这是中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是日军在长江流域与蒋介石的军队奋战半年取得的最辉煌胜利。
对中国军队而言,他们英勇保卫上海的战斗最终失败,最精锐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陷落则是一种痛苦甚至致命的挫败。
在南京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的洗劫骇人听闻。日军大规模处决中国战俘,而且屠杀、qiáng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这些行为违反了关于战争的所有法规惯例。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
几个月来,南京城内尸横遍地,尸臭弥漫。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一数字实际上超过35万,甚至高达40万以上。
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
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
撤退和溃败。1937年8月,南京守军司令员唐生智,收到来自蒋介石的撤退电报,命令中说:“唐总司令,如果你不能维持局势,就应把握撤退的机会,以保存实力,重整军队,以备来日反击。——中正,11日,那天晚些时候,悲痛的唐生智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重申紧急撤退的命令。
唐生智和两位副司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登上一艘靠煤炭驱动的小汽艇,在撤离的过程中,大火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唐生智听到了人们相互争斗的嘈杂声和尖叫声,混杂着日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这就是他所看到的景象——烈火中的南京。
可以想见,满腹屈辱的唐生智渡江时思绪万千。他最后一眼看到的南京是一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市民正疯狂自救,而他手下的士兵正绝望地抱着浮木,在漆黑冰冷的江面上漂流。尽管自己20多年来身经百战,但从未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
既无法守住防线,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撤退命令也使中国军队陷入一片混乱。这个决定导致了中国军事史上一个极为惨重的灾难。
恐怖的6周。南京大屠杀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最恶劣的暴行大多分布在在最初的6~8周。日军对南京当地居民施加的严酷折磨几乎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
1、杀人比赛。另外,两名日本少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参加的臭名昭著的“佰人斩”竞赛。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广知报》,这篇名为“两少尉百人斩难分高下”的报道写道: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同属驻扎在句容县的片桐部队,两人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看谁能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之前最先以单刀杀死100个中国人。这个臭名昭著的事件,竟被堂而皇之地登上日本媒体《日本广知报》作为战绩大肆宣传。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1947年12月18日,这两名少尉都被远东军事法庭执行了死刑。但是对劫后重生的幸存者而言,这些畜牲死得太轻松了!是无法告慰那些遭受、无比凄凉死去的亡灵!
2、活埋:日军的活埋行动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精确而高效。日本士兵qiáng迫第一批中国俘虏挖好坟坑,第二批俘虏埋掉第一批,再由第三批埋掉第二批,以此类推。日本士兵故意将有些受害者只埋到胸部或颈部,为的是让他们遭受更多的痛苦,比如用刺刀将他们砍成碎块,或者让他们遭受马匹践踏和坦克碾压。
3、烧死:日军大规模焚烧中国受害者。在下关,一个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绑在一起,一次10人,然后将他们推到坑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4、冻死: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数千人被日军故意冻死。例如,日本士兵qiáng迫数百名中国俘虏前往结冰的池塘边,脱掉衣服,砸开冰面,跳入水中“捕鱼”。当他们的身体被冻僵以后浮上水面,很快就成为日本士兵浮动的靶子,被打得弹痕累累。在另一起事件中,日本士兵把一群难民绑在一起,推入一个浅水池塘,然后向他们投掷手榴弹,制造出“血肉横飞”的爆炸效果。
5、狗咬:另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将受害者活埋至腰部,然后观赏他们被德国黑贝撕碎的场面。曾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士兵扒光一位受害者的衣服,然后指挥德国黑贝去咬他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受害者的肚子,甚至还将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很远。
6、qiángjiān:接下来,日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妇女。“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日军驻南京第114师团的一名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qiáng暴的命运。
1/3的qiáng暴案件发生在白天。据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当街掰开受害者双腿qiángjiān她们。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一点地方是不能实施qiángjiān的神圣之地。他们在尼姑庵、在教堂、在神学院、在圣经培训学校qiángjiān妇女。
以上提到的事件仅仅是日军向受害者施虐的一小部分方法。日军还将受害者浸在酸性溶液中腐蚀他们,用刺刀把婴儿挑起来,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他们吊起来。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远远超出人类暴虐的极限,罄竹难书。
在这场大规模的qiáng暴中,日军还常常杀害儿童和婴儿,原因是他们碍事。根据目击证人的报告,许多儿童和婴儿在母亲被qiángjiān时大哭,因而被日军用衣物塞住嘴巴窒息而死,或被刺死。
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有大量关于类似事件的记载,其中有一条记录这样写道:“2月3日,下午5点左右,3名日本士兵来到尚书巷,qiáng迫一名妇女丢掉怀中的婴儿后将她qiángjiān,然后狂笑着扬长而去。”
不计其数的男人为保护自身的爱人免遭qiáng暴而惨遭杀害。当日本士兵将一名妇女从草棚中拖出来时,她的丈夫上前阻止,日本士兵“用铁丝刺穿他的鼻子,并将铁丝的另一头拴在树上,就像栓牛一样”,然后用刺刀在他身上反复乱刺,不顾他母亲在一边苦苦哀求,痛苦地匍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哭喊。日本士兵喝令他母亲回到屋里去,否则就杀死她。这名男子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
像许多日本士兵为排遣反复屠杀的单调乏味而发明各种杀人比赛一样,有些日本士兵因纵欲过度而感到厌倦,于是发明了消遣性的qiángjiān和凌虐游戏。或许,日军最惨无人道的取乐方式之一就是刺穿女性的#道。
在南京街头,许多女性尸体双腿大张,*道中被日本士兵恶意塞进木棍、树枝和杂草等物。日本士兵还用其他异物对南京妇女实施难以忍受的摧残,不禁令人痛苦万分,几乎失去知觉。
日本军队他众多暴行。在俘虏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强迫俘虏行军,导致病重和饥饿的俘虏精疲力竭而死;强迫劳工和战俘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修建泰缅死亡铁路;日军残酷的“水刑”,即通过口鼻将水或煤油注入受害者体内,直至其内脏爆裂而亡;勾住战俘的手腕、手臂或是腿部,将他们悬挂起来,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
强迫受害者跪在锋利的器具上;残忍地将受害者的手指甲拔掉;对受害者实施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体坐在炭炉上;实施各种超乎想象的殴打和鞭笞,日本士兵喜欢的一种折磨方法是,将俘虏捆在树上,围在四周将他们踢死。日军委婉地称这种折磨方法为“三重攻击”或“三方汇合”;
日军还对人进行活体解剖,甚至吃#肉。后来法庭认定,在对待战俘的残忍程度方面,日军甚至超过了纳粹。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美国战俘死亡率为1∶25,相比之下,遭日军囚禁的美国战俘死亡率则高达1∶3。
日军飞行员将带有瘟疫病菌的跳蚤撒播到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大城市,并将装有致病细菌(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副伤寒)的烧瓶投入河流、井水、水库和民房。
日本人还在食物中掺入致命的细菌,使中国平民和军队受到感染。将掺有伤寒病菌的饼丢在露营地周围,诱惑饥饿的农民食用;在释放数千名中国战俘之前,将带有伤寒和副伤寒病菌的食物分发给他们。
最后的审判。1945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谴责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一位观察家指出,日本士兵“就像一群被放出来的野蛮人,肆无忌惮地蹂躏了南京这座城市”。
法庭认为南京大屠杀“若非秘密受命,便是蓄意为之”,并判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死刑。他并非唯一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包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的共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可这显然,对施暴者的惩处力度实在微不足道,而且中国最终放弃战争赔偿的决定,对受难者、幸存者显然是不平的,也是极不人道的!
战争是有规则的!日军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攻占南京的战役中,毫无底线地践踏国际法的行为,都不足以其谓之“人类”这两个字眼!任何惩处都不能平息华夏人子子孙孙的愤怒之情和血海深恨。
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不了解国际法错综复杂的相关规定,而且对他们来说,任何有关中日两国政府友好关系的新闻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人变成魔的原因。张纯如女士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中对人性的阴暗面也进行一些探索。她说:
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献,以及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的记载,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
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屠杀的拉梅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种族灭绝和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泰斗拉梅尔,完成了对20世纪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统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研究成果:“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拉梅尔发现,政府权力所受的约束越小,该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
日本也不例外,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的病态目标。
在南京开战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
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
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显而易见,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
显然,人性中存也在诸多怪诞之处,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最恶劣的邪恶行径化作平淡无奇的小事,前提是此类罪恶远在天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威胁。
可悲的是,世界依旧以消极的旁观者心态面对日本的二次qiáng暴--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有甚者,日本极端主义分子还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去。
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当面对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记录时,怎么来控制、培养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甚至集体否认。并且在战后,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最丑陋的行为都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部删除。
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日本发起战争的责任隐藏在精心编造的神话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非煽动者。美国以轰炸广岛、长崎期间,日本人所体会到的恐怖更有助于这一神话取代历史真相。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作呕的民族!
张纯如,这位伟大的女性,她用自己的笔触,去揭露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一段差点被遗丢的黑喑历史,一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夏人的泯灭人性的虐杀,一场反人类的暴行。说日本鬼子是禽兽不如,都高抬这帮畜牲,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连畜牲都不如!
作者张纯如女士,1998~1999年,当纯如积极推介《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那时,她的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使她有理由害怕日本人,并造成恐惧的恶性循环。
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以及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后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她患了严重的躁郁症,不得不入驻精神医院,接受精神治疗。
几年后,张纯如因内心太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常常会出现幻觉,坚信有人想要加害于她。于是,2004年的一天上午,她对自己的太阳额,随着“嘣”的一声枪响,彻底自我解脱,终年36岁!
也许,死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她太痛苦了,她同样没办法面对自己写的一段段血淋淋的文字,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一群群丑恶扭曲的灵魂,憎恶这个令人作呕的、魔鬼化身的国度。
纯如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纯如或许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岁便英年早逝。
纯如通过她的著作和图书巡回签售活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她所认识的人中,我只见过一小部分,而且在她去世7年之后,我对她的了解仍在不断加深。
2004年她自杀后,她的唯一孩子,年仅2岁克里斯托弗也变成了一个失去母亲的自闭症儿童。
结语:多年前我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连续一个多月失眠,脸色苍白,常常在睡梦之中惊悚醒过来。之后也陆陆续续从各种杂志、媒体,甚至网络上,获取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片段。
在阅读张纯如写的《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过程中,内心实在太震憾,常常因苦闷、愤怒,双手不停地颤栗!我只能用暂停来缓解一下内心的焦虑、愤怒、激动和悲伤等复杂情绪。究竟是怎样的感受,我实际上也是不知道的!
一本十几万字的书,我阅读了近一个月时间,中间无数次不自觉地中断,而且,我几乎是噙着泪水阅读完的。
上个月,我在阅读犹太千年史之后,了解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段历史,接着才阅读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所以我便有了比照的依据。相对而言《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更为恐怖、血惺、反人类的历史记忆,这个记忆,也是我对日本这一个国家怀有敌对情绪建立原因所在。
“南京大屠杀”是华夏人近代史的一块深深的伤疤,很多人不愿触及又不得不面对和正视的历史,直到今天,几代中国人都牢记日本的侵略罪行。可即使今天,在世界舆论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对其战时行径执迷不悟、毫无悔意。
当然,我不提倡煽动民族仇恨。但事实上,历史是沉重的、也是痛苦的,它有时会超越时空,超越现实。在本文的写作过程(或是摘录),我的思维是混乱的,因为我有时分不清是作者原文叙述,还是我自己的语言组织。
我不知如何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于是我引用另外一本书的文字记录。“二战时期”从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解救大量的犹太人,在《犹太千年史》中有一段记录:
一位犹太小女孩,在集中营被解放的那一天,她那纤弱的背上背着一个专门发给孤儿的饭包,手里拿着一块面包,那是联合国难民处提供的次日的口粮。当她从阴暗肮脏的地方走出,饱享自由、阳光与空气时,她没有一点激动的反应,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问题:“请问,我可不可以哭?”
假如当时,我是在场的联合国的救助人员,会双眼满噙着泪水,轻声说: 你哭吧,哭出来吧孩子!因为我也想哭!
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南京只是中国的一座城市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民伤亡总数(英国61000人,法国108000人,比利时101000人,荷兰242000人)。
要明确的指出的是,本文前大半截的文字,也是出于对史实的尊重,多数摘选自张纯如女士《南京大屠杀》的原文。当然,也掺杂着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或是理解。我不知道这些文字算是抄袭还是原创,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这其实也已不重要。
我的本意是希望后人别忘记这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黑暗历史,别忘记我们这个的有豺狼本性的邻邦,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的对华夏人伤害,将会永载史册,华夏人永远保持对这个异邦邻居的高度警惕!永世!永世!
参考文献:《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著)《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鲁思·本尼迪克特/何道宽译;《明治维新》(威廉·G.比斯利/张光,汤金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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