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讲述德国纳粹崛起的通俗历史著作。作者从20世纪20~30年代旅居德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政治外交、新闻记者、文艺体育等身份各异的美国人的亲身经历为材料，展现一战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万花筒般的景象，展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逐步攫取权力、扩张军队、灌输极权思想，使德国走向深渊的过程；并揭示了导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纳粹德国警惕不够、对二战准备不足的主要心理误区。

  作者通过梳理和分析当时目击者的证词，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政治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德国政坛权力，爬上欧洲权力巅峰的扣人心弦的历史景象。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现任纽约国际事务思想库东西学院副院长和公共政治系主任。曾长期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驻地包括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柏林等。著有《最伟大的战役：斯大林、希特勒和改变二战进程的莫斯科苦斗》等书。

  在“一战”后至“二战”期间的所有美国驻德记者里，没有人比西格瑞德舒尔茨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她1893年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挪威人，从8岁起，她的大部分少年时光都在欧洲度过。父亲是位成功的肖像画家，主要在巴黎工作，所以西格瑞德从小上的是法语学校。后来父亲受命前往符腾堡王国 为国王和王后画像，她又跟过去上了几个月的德语学校。这段经历不仅教会了她德语，也让她很早就洞悉了当地的人情做派。

  舒尔茨回忆道：“那时还很少有外国画家能被邀请到德国宫廷作画，那些德国小女孩也在尽力对我示好。但是很明显，不是德国人这一点本身就是个缺陷。任何没能在德国文化和日耳曼效率面前感到目眩神迷和自惭形秽的外国人，充其量就是个被同情的对象。”

  舒尔茨在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后来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身居战败国的舒尔茨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从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争，她和父母就必须以“敌国侨民”的身份每天向警局报告，不过好在她还可以在柏林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一战”余波未尽，《芝加哥论坛报》已聘她为柏林站记者，与理查德亨利利特搭档，她的语言能力给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1919年初她与利特合作、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起，她还展现出杰出的报道能力。

  舒尔茨和利特一道采访了几十名德国军官，想要明白他们在德国战败后的感受。大部分人满腔怨愤，但没有谁能盖过一名“尖酸愠怒的，穿一身蓝色海军制服的小男人，他名叫雷德尔”，舒尔茨写道。这名德国军官还告诉两位记者：“你们美国人用不着骄傲。用不了25年，我们两国还会开战。那时候赢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美国记者们不以为忤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的那一天，我们都为一心想要复仇的小雷德尔深感惋惜。”舒尔茨在笔记中写道：“他把战败这事看得太严重。我们感觉到他正在被仇恨吞噬。”

  1926年，舒尔茨成为《芝加哥论坛报》中欧分社的首席记者，直至1941年，她一直扎根柏林。战后，一波又一波的美国记者团接踵而至，团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舒尔茨对于德国的了解和对故事的执着探询一直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她在“二战”期间写作出版了《德国将卷土重来》（Germany Will Try It Again）一书。在书中回顾自身经历时，舒尔茨认为，其实雷德尔的同胞们都怀着与他相同的仇恨以及对复仇的渴望。

  当然，那时舒尔茨已经看到了这股民族仇恨带来的后果，但也有人据此质疑书中的某些描述是否经过事后润饰。不过仅就她对雷德尔的这段采访回顾而言，她只是在末尾稍加渲染，以示其预言精准：“将近23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此时统领德国海军的，正是帝国元帅埃里克雷德尔博士。”

  市面上关于“一战”到“二战”期间旅居英法的美国人的书籍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对美国人在苏联生活的记述。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舒尔茨和她的同事在内，还鲜有作者会关注那些在希特勒当权以及打造“第三帝国”时期在德国生活、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事实上，这群人经常为世人所遗忘。或许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家还能被人们记得，但那和他们的驻德经历没什么瓜葛。就拿乔治凯南来说，他传记中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他如何构建出令自己声名大噪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被战后连续几届美国总统采纳为对付苏联的长期策略，相形之下，他在德国的经历就黯然失色了。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此，美国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魏玛共和国的垮台、纳粹的骤然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爆都发生在一个陌生而隔绝的国度。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问，有哪些美国人亲历过这些事件，他们对此怎么样看待和报道不论其立场是出于工作职责还是普通的好奇看客，而这些报道对于美国人看待当时的德国又有咋样的影响。

  如今，人们都一致认为希特勒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在德国生活或者过境的美国记者、外交官、演艺人员、社会学家、学生以及其他各色人士居然没能立刻看清并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他们坐在最前排的席位，可以从最优越的视野注视这起20世纪最戏剧化的事件。其中一些人不仅远远观察过希特勒，还和他有过近距离的会晤和交谈，目睹他从一个慕尼黑的街头煽动者变成后来权倾柏林的独裁者。对这些人来说，希特勒不是某个抽象的邪恶化身，而是一名真实生活里的政客。一些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他，也有些人等到他上台之后才开始留意。即便是那些没机会接触到他的人，也亲眼看见了他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

  不过这些人对德国和希特勒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他们中有人亲眼见过希特勒，认为他代表着一股原始力量，并拥有某种能够煽动德国人民情绪、激起他们愤怒的神秘能力；有的人觉得希特勒只是政坛上一个来去匆匆的丑角；也有人在初始阶段对希特勒本人及其作为怀抱同情，甚至一度拥护；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能的担忧，随即迅速转为全面的警觉，他们意识到希特勒对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其实不仅美国人不了解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又是什么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德国人也一样。奥特施特哈瑟是希特勒早年的追随者，后与其分道扬镳并逃离德国。他回忆起1927年纽伦堡纳粹大会期间与几名纳粹高官共进的一次晚餐，当时，显然还没人完整地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这几名高官都同意，通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够得到免单的优惠。“结果没人读过《我的奋斗》，所以大家都得自己买单。”施特哈瑟告诉我们。

  回顾过去，历史的一步步演变总显得无法规避，而对目睹了这段演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各自的判断也基于多种不同的因素：他们自身的倾向，他们看到的事实片断，并且有时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那部分情节，而忽略那些暗示着相反事实的信号。

  舒尔茨着重援引雷德尔在1919年的言论，为的是强化自己后来的论点，即一旦美国与德国再次开战，希特勒的行动就可坐实为战败国民族仇恨激化的必然结果。而另一些美国人则喜欢沉浸于“一战”后美国受到的热烈追捧，他们相信这场战争已经向人们索取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必将留下一记深刻的教训。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报》的驻柏林站记者，他回忆说，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在德的美国人都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认为德国战败后的屈辱、通胀以及其内部的混乱会让大部分德国人认识到再谋称霸欧洲是个愚妄想法。”

  像舒尔茨和莫勒这样的记者，还有像凯南这样的外交官以及他的几个同事都不是甫出国门的新人，他们都曾在欧洲各国求学和工作。相比之下，这段时期来德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未经历练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免会被左右，行动也会受一定的影响。战后的德国不管在政治还是两性行为上，都处在一种旧世界的刻板与战后新世界的极端主义交融的状态，他们也时时为此心醉、震撼并着迷。

  正因为美国的角色很特殊，所以在德国的美国人也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美国也是“一战”的参与国，但在后期才加入战争。大部分美国人都极不情愿被卷入到一场新的欧洲世界的冲突中来，因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很严重，在德的美国人则被归入一个不同于其他战胜国国民的类别。人们觉得他们的立场几近中立，远不像法国人那样复仇心切，不论就个体还是总体而言，他们更愿意给战败的德国人民质疑的权利。作为旁观者，他们能够跳出来，从这些欧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就像生活在另外的地方的美国人一样，在德的美国人也喜欢享受特权阶级的生活，他们目睹着这里的物质匮乏、暴力陡增，却往往都能独善其身。他们彼此间密切交往，一起庆祝感恩节和其他节日，享受旅居异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关注身边大事。当时的驻德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就曾不经意间提起这段在“美属殖民地”的生活，还有美国记者间“甚至是在那些存在激烈竞争的记者之间”的“令人羡慕的友情”。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之间也常常会爆发冲突，原因是对希特勒和纳粹以及对德国的军备建设可能带来的隐患意见不合；他们相互间的妒忌憎恶也不算少见。相比今天的各类使馆，那时的美国驻柏林大使馆还是个相当寒酸的前哨基地，超负荷工作的职员们和他们的配偶常常因为政治观点和其他琐碎的小事争吵不休。政府任命的大使与专业的外事人员以及武官之间也常有摩擦。如果再算上某位大使女儿的丑闻，真凑足了一台好戏。当然这些事在任何一个外交机构都可能会发生，只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城里那无处不在的紧张氛围中，它们被不自觉地放大了。

  相比之下，那时驻柏林的美国记者人数远超于今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多达到过50名。在当时的美国，除了纽约和华盛顿，还有大批市属通讯社、报业公司和日报社向海外派遣记者，并放任他们追踪各自的新闻。无线电广播员也很快加入了这场媒体混战。

  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闻周刊》的驻外记者，再反观当下媒体行业的整体衰退，我深感自己曾有幸生活在这个行当的黄金时代。但我的那些前辈们在柏林的生活还要有声有色得多。比方说，腓特烈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交汇口是闹市区的显赫地段，那里有家著名的克兰茨勒咖啡馆，莫勒就在它楼上设立了一个《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新办事处。从此，这儿就以美国访客的二楼接待站而闻名，人类能过来聊聊天，读读美国报纸，偶尔还能指挥一下办事处的秘书。这里不单单是家新闻社，几乎已经成了个小使馆。

  有许多家喻户晓的美国名人也曾顺道造访新德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辛克莱刘易斯，建筑学家菲利普约翰逊，广播员爱德华默罗，前总统赫伯特胡佛，黑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并还有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说来奇怪，对于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说，在那时探访这个神秘的暗黑世界也并非什么壮举。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1938年曾和他牛津大学的几个同学一起周游欧洲，也顺道走访了德国，他说：“人们都忘记了那时候去德国转一趟有多简单，比去战后的国家容易多了。”

  我对这段历史一向很感兴趣，一直想了解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在最短时期内做到了对德国的绝对掌控，并将它一步步带进毁灭的深渊。这段历史对包括我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的父母在波兰长大，父亲曾加入波兰陆军并参战，之后他逃到西部，加入了英国指挥下的波兰部队。战后我在爱丁堡出生，随后父母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从小就是美国籍，而不是波兰籍。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两次到过德国，第一次是冷战结束前最后几年中的波恩之行，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去柏林。我常常写到关于德国人怎么样对待纳粹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那个戏剧性的时代在柏林工作的美国人知之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认识威廉夏勒，他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德国统一后，阿德隆饭店经过重建后再次开业，夏勒、多萝西汤普森以及其他明星记者们经常来此小聚。但我很少探究他们的个人历史。

  后来我为了写这本书去和他们接触，才发现他们的故事里饱含丰厚的脉络，不仅让我了解到那个动荡时代里、在漩涡中心的德国工作和旅行的真实景况，也让我得以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少见的、强烈而直接的方式重新经历了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我希望尽量和读者分享这些第一手资料，分享这些受访者的视角不论是回忆录、笔记、信件，还是那零星几位尚在人世的目击者的采访记录。

  书里有些故事原先发表过，不过早已被遗忘；有些没发表的手稿和信件存在各地的档案室和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保管在作者的子女手中。拿年轻的外交官雅各布比姆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任职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他的儿子亚历克斯是我在莫斯科时认识的朋友，我们那会儿都是驻俄记者，他向我提供了一份他父亲尚且还没出版的手稿的副本。而书中很多关于在德生活的精彩描述则来自凯瑟琳（凯）史密斯的私人手稿，她的丈夫杜鲁门史密斯上尉是第一位会见希特勒的美国官员，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官。

  有一点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中的各位见证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将德国导向何方。确切来说，制定犹太人大屠杀详尽计划的万湖会议远在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德国陆军才起步在东线战场遭遇第一次严重溃败；而此时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和希特勒对美宣战，遗留在德国的美国人正在大批撤出。当然，美国人有大量机会目睹或耳闻纳粹政权对犹太人以及任何所谓敌对分子的大肆迫害，他们亲历了“二战”初期希特勒的节节胜利，也读到过有关大屠杀的早期报道。其中不少美国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也有一些人畏缩不前，转移视线，个别人甚至公开倒戈，与纳粹为伍。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和大屠杀前夕在德的美国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和经历。作为记者，我有幸参与报道了近代的几个大事件，例如苏联解体和中欧剧变，我明白要在一段颠簸的历史时期厘清风云变幻，并就置身其中的人们该如何行动提出正确的道德指引，有多么困难。即便身处风暴中心，你还是能够继续惯常的生活，只是时不时地需要自欺欺人，尽管种种畸形、荒谬和不公正的事儿都一眼可辨。

  我不会急着给这些在希特勒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下任何定论，我的重点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假如有可能，我想让这些故事自己来说话。对这群美国人的历史评价，他们的是与非，他们的道德罗盘是完全精准还是彻底失衡，都应该从他们的自身经历出发，而不是由我们凭事后聪明妄下结论。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即便在今天，人们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 。有人会立刻联想到政治瘫痪和社会混乱，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头短兵相接；有人会回忆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将人们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成千上万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让一切都成为可能。

  “一战”余波过后，柏林成了主要的政治战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动乱横扫整个德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那样充满了火药味。1919年2月，新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选择在魏玛召开会议起草新的宪法，主要是因为柏林的环境太过动荡。然而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却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致激烈反对，他们似乎都盼着这一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和他们所做的议会民主的尝试快点垮台。形形的煽动者们也在此时招兵买马，拉拢那些还深陷战败耻辱，为了惨重的人员受伤或死亡和《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乱催生经济低迷。随着马克的大幅贬值，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开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一下子就下降。日常采购比如一片面包动辄要消耗数千、数百万，甚至数亿、数万亿马克。现金一文不值的尴尬从一家城市剧院售票处的招牌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厅前座：半磅黄油的价格；正厅后座：两个鸡蛋。”当然在普遍贫困之下，也有人趁机大捞一笔，过起了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种奢华放纵在性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的描写，在他参加的诸多派对中，有一对上端送饮料的年轻姑娘们全身仅着一条“绣着一片银色树叶遮掩私处的透明内裤”和美国俱乐部里的“兔女郎”不同，这些女孩“不要钱就听凭人们上下其手”，因为一晚上的开销里就包含了这些小福利。墙上的标语宣称：“所谓爱情，不过是愚蠢地高估了两个性对象之间那微不足道的差异。”

  这种全民式的性自由体验是充满好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诱惑还在于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颇以拥有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琳黛德丽以及乔治格罗兹这样一些人物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富于创造力，又敢于冒险投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慢慢的变多的美国人。

  “人们已经忘记，一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当然也不是伦敦或纽约，而是柏林。”迈克尔丹姿这样回忆道。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美国音乐家，会弹奏班卓琴和每一种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光，“柏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首都不管从哪一个欧洲城市开启的铁路，都以柏林作为终点。”

  从一开始，很多美国人就对这里的混乱局势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汇聚在战后的德国，特别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并据此来揣测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但是，在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编的歌舞片和电影《歌厅》（Cabaret）中，美国人关于那个非常年代的记忆，往往都折射出那股终将吞噬德国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力量的影子。

  早年间，纳粹还只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小型激进运动组织。他们都以为柏林是一个邪恶堕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于巴伐利亚州这个拥有众多纳粹支持者的地方来说。“（慕尼黑）和柏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库尔特卢戴克注意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党，是一名热心的募资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曾数次前往美国。“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心中的圣城，而另一个是他们宿敌的大本营。”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坐拥整个柏林城时，他还是没办法真正信任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据最早一批抵达战后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克特这位未来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明星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1918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外记者来到德国，当时他只有24岁。在柏林的两年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愚蠢而偏执的政治小丑、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为者”就像在街头剧院表演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关乎政治：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在写给远在芝加哥的总编亨利贾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里，他这样总结道：“德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一战”后，大部分美国人都回到国内，将战争抛诸脑后，重新投入到之前的工作之中。而一批新的外交官和武官被派驻德国，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往来。他们焦虑地揣摩着德国人的脾气，并且质疑：新政府能否将这一个国家从长期的政治动乱和深重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实现人民民主？

  对于年轻的外交家休威尔逊来说，“一战”期间和战后的柏林让他十分确信，自己未来的事业在于外交，而不是芝加哥的家族企业。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决定“转行当几年外交官”试试。于是，他参加了驻外事务的考试，心里想着：要是哪天厌倦了外交生活，他随时都可以重返家乡。但随后，全世界都改变了。

  威尔逊最初在拉丁美洲任职，并于1916年被派往柏林大使馆。他在柏林仅仅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柏林似乎“处在一种被全世界围剿的状态”。之后，随着美国的参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乘坐专列撤离到瑞士。当他再次被派遣至战败后的德国时，他决心“调动起身上每一处能量和智慧”来投入到他当时所认定的这项终生职业之中。他一共在柏林有过三次任职，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次的任职使他成为纳粹德国时期最后一任美国大使。

  威尔逊和妻子凯特于1920年3月抵达柏林，正赶上德国右翼分子发动卡普政变。当时的美国大使馆位于威廉广场7号，在此工作的外交官们目睹了此次事件的全程。沃尔夫冈卡普是一名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这次叛乱名义上的领袖。他在威廉广场另一端的利奥波德宫里建立了总部，并在周围布满了高压电线和机关枪。这次政变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威尔逊还目睹了其他许多具有德国特色的暴动。他注意到“暴乱似乎也是有法可依的，暴动者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

  威尔逊补充道：“我曾目睹一次枪战，机枪和来复枪在猛烈开火，而距离仅几百码之外的人们仍在有条不紊地自顾自忙活。”还有一次，威尔逊从大使馆的窗外看到成千上万的“斯巴达克同盟”（德国的前身）在总理府前的威廉广场举行抗议。他注意到，尽管者“愤怒地咒骂着”，可没有一个人跨过围着花圃和草坪的低矮护栏，因为这会破坏他们心中的秩序感。

  对于威尔逊和其他到过德国的人来说，柏林这座城市最显著的特点是看上去残破不堪。“当时柏林的破败，只有亲眼见过才敢相信一切都有待重新粉刷，一切都有待彻底清洗。”他回忆道：“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个一向严谨整洁的民族的首都充斥着破报纸和垃圾。”即使是大使馆官员居住的许多外交楼，也是一副不忍卒睹的模样：屋顶渗漏很严重，尤其是遇上暴雨或融雪天气的时候。由于华盛顿政府按照惯例否决了翻修大使馆的资金申请，于是，当议员们来访时，威尔逊和同事们都暗暗祈雨，希望那些人能亲眼看看这里的惨状。

  然而，与当地人民的惨状相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沿街有很多受伤的“一战”老兵在乞讨；其他几个国家对德国的封锁一直延续到战后好几个月，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威尔逊指出：“全民都在遭遇营养不良，儿童疾病尤其是佝偻病疯狂肆虐。”

  凯瑟琳史密斯，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凯，随丈夫杜鲁门史密斯军官于1920年6月来柏林赴任武官助理。从抵达的那一刻起，她就注意到这里的极度贫困。就像许多美国人那样，这是一对外表看上去并不相配的夫妻她年方二十，身高仅五英尺；而他大她六岁，高大魁梧，足足有六英尺四英寸他们抵达后就住进有名的阿德隆酒店。酒店的外部已经被机枪扫射得千疮百孔，甚至在大堂都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些明显的弹孔。但是据凯回忆，总的来说，“酒店内饰奢华，接待员彬彬有礼，大堂里外国人济济一堂。”然而，只需踏出酒店大门，她马上就会发现酒店里的小世界是多么与世隔绝。

  她决定出去走一走。她十分确定，自己几乎是“盛装”出行的。“我穿着一件米、蓝相间的花色薄纱礼服，外面套一件有米色狐狸领的米色外套，蹬着米色麂皮高跟鞋，配上米色长筒袜，再搭配一顶深蓝色的帽子”，她仔细地回顾道。她从酒店出来，沿着菩提树下大街走着，偶尔会驻足欣赏路边橱窗里陈列的瓷器。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在喃喃低语，转过头来，却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排成两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还不时交头接耳。“他们一定以为我来自火星！”她回忆道。

  其中一人问了一些她不是很懂的问题，她回答说她是美国人。“啊！”对方发出这样的反应。当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人群立刻为她让出道来。她匆忙返回酒店，将那套“最不合时宜”的装扮换成了普通的黑色衣裤。“这是一次奇怪而有启发性的经历”，她总结道。

  搬到公寓的过程也令她印象非常深刻。搬进来不久，她就和跳蚤展开了一场大战，因为那时候全柏林城都跳蚤泛滥。她随后雇了一名女佣，而她们早期的一次对话让她大吃一惊。当时女佣端着一个碟子，里面剩有杜鲁门没有吃完的一点儿鸡蛋，她问凯自己可不可以把它吃掉。“吃掉那个冷掉的脏兮兮的鸡蛋！？”凯非常震惊，“为什么？”女佣解释说：自从“一战”开始后，她就再也没尝过鸡蛋的味道了。凯让她想吃多少鸡蛋就吃多少，这下轮到女仆震惊了。在其他人家里，仆人是不允许和主人吃一样的食物的而且食物大多数都会被锁起来。

  很快事实就证明，凯是一名敏锐的社会观察员。那段时期，杜鲁门在完成分内的武官工作之外，也同样专注于研究德国的政治前景。如果你对他出色的个人履历知道的话，你就不会感觉有什么可惊讶的了。1919年，杜鲁门毕业于耶鲁大学（迪恩艾奇逊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这两位名人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参加了“一战”并获得勇士银星勋章；他对德国的语言、政治和历史求知若渴。和威尔逊一样，他之前已在德国工作过。自1919年3月起他就在科布伦茨的美国军队担任政治顾问，直至1920年6月转至柏林。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当权以后，他又再度重返德国。他的女儿凯特坚信，假如父亲当年没有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转而投入长达三十年的军旅生涯的话，现在肯定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了。

  对于那些像威尔逊夫妇和史密斯夫妇这样在战后不久就抵达德国的美国人来说，疯狂贬值的马克让物价慢慢的变便宜当然，只有当外国人在兑换货币后就立刻花掉的情况下。“作为战胜的一方，大家在闲暇时会纵情狂欢。”威尔逊写道。很多外国人沉醉于结伴取乐，虽然那时候美国的外交人员数量较今天而言还很少。“所有的大使馆都有庞大的队伍，人们在一起肆意狂欢。协约国政府组建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成员就包括数百名外交官和他们的妻子。”威尔逊补充道，“那时候常常能够正常的看到，协约国政府的成员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柏林街头抛头露面。”

  在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未出版的回忆录里，凯史密斯记述了无休止的外交聚会和社交活动。1921年，威尔逊和妻子凯特以及其他美国同事主办了一个假面舞会，邀请函中包含了如下文字：

  美国人在柏林并非享有特殊地位，只不过他们是外国人，可以用稳定的货币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故而颇显特殊。不过他们也意识到，战争中的对手却出乎意料地对他们报以欢迎。“1920年的德国想和全世界结好，尤其是和美国，”威尔逊写道，“说来奇怪，德国人对勇士的崇拜居然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反映出来。这种近乎可悲的友谊的来源之一，是他们对1917年至1918年间美国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美军雄伟的气魄和力量心生敬意”

  也许威尔逊夸张了德国人对美军的崇拜，但从整体上说，他关于亲美情绪的描述是正确的。正如凯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几乎是在竭尽全力地讨好美国人。”杜鲁门买了一顶宽檐的博尔萨利诺毡帽，当走在他常去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其他街道时，简直如同鹤立鸡群，人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成了名人，大家都称他为那个美国人，”凯自豪地回忆道，“德国人大都对高大魁梧者青睐有加。”

  美国人在这里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德国人给予的好感投桃报李，还一起对德国人眼中的邪恶胜利者法国人同仇敌忾。“一战”刚刚结束，华盛顿和巴黎就在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问题上争端频起。在军队部署上，美英倾向于给柏林足够的自由，以或的起义。此外，美国人坚决反对法国索取过高的战争赔款。而法国则抗议任何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并以此为借口侵占更多的德国领土。在卡普政变后，他们跨过了莱茵河，1923年又以德国无力支付赔款为由占领了鲁尔工业区。

  “法国人是欧洲最军国主义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吸取到一点儿教训。”在1920年3月20日凯史密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这样抱怨道，“德国必然不会主动挑起下一场战争，它希望拉拢英国和美国，而且它也正在竭尽全力重塑自己，以达到结盟的目的。”在另外一封信里，她这样写道：“法国害怕德国再次发动进攻，所以它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压制德国。”

  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的做法只会让事情进一步恶化，在跨过莱茵河的那一年，法国派遣了塞内加尔和其他黑人驻军，而这很快催生了多起关于和暴力事件的报道。“对法国仇恨的怒火迅速燃遍了整个德国”，他写道。

  面对那些令人震惊的犯罪指控，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军官展开一次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少将亨利T.艾伦美国驻德军队的司令官向华盛顿汇报称，这是德国媒体在故意歪曲事实，以助长民族偏见和煽动海外各国对法国的反感，“尤其是美国这样对黑人问题极其敏感的国家。”他写给国务院的报告被转交到了国会。在报告中，法国当局确认收到了66起性犯罪的上报，但同时他也指出，法国的军事法庭对其中28起案件的嫌疑人进行了定罪，仅有11起被无罪开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法国方面正在采取行动来严肃军纪。

  “德国媒体所宣传的法国黑人殖民军队的大规模暴行，比如所谓的绑架、、残害、谋杀，然后掩埋被害者的尸体，都是虚假的，意在政治宣传。”他总结道。

  艾伦补充说，这样的夸张报道盛行的一部分原因是“某些阶层的德国妇女对黑人军队的态度”。他解释道，战后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妇女开始卖淫，“许多放纵的德国妇女开始公然打入黑人军队内部。”他指出，漫天飞舞的情书和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声称，在路德维希港，巡逻队员常常被派去“开车送德国妇女离开军营，她们透过窗户隔栏亲吻黑人战士”。

  更为明显的是，艾伦注意到了几起异族通婚的事件，其中一个当事人还是一位有名的莱茵兰官员的女儿。“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在看待黑人问题时，并不像我们美国人那样非要坚持白种人的纯粹。”虽然他并没有否认很多起记录在案的性侵事件的存在，但艾伦认为，德国妇女本身的行为才是“煽动犯罪”的导火索。

  但是许多身处德国的美国人都已经认定，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法国的报复性政策，而与德国无干。他们都以为德国是受害方，这与当地的政治修辞颇为一致。“我所担心的是，我们中有许多在一战后来到德国当差的人都被蒙蔽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西格瑞德舒尔茨在很久以后这样写道，“我们不经意地被同情心所驱使，成了德国的支持者。”

  卡尔亨利冯韦根是赫斯特出版集团的明星记者。在1921年1月29日写给在法国的同事C. F.贝尔特利的信中，他表达了对法国人的恼怒，“你的法国朋友们仍然像战争临近结束时那样疯狂”。提到法国刚刚提出的赔款要求时，他更是怒不可遏，“法国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醒来，看看真实的欧洲是啥样子？”他认为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越来越疲于听到法国人哀嚎他们在战争中损失有多惨重”。

  韦根是一名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有很强归属感的记者。他于1874年出生在德国黑森州，年幼时移居美国，在爱荷华的农场里长大，从德国移民过来的父亲勉力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两个农场相继关闭。当父亲“正要失去第三个农场”时，不足14岁的卡尔决定要自己去闯荡世界。他并没有告诉父母或兄弟姐妹们他将一去不返。“这对我那亲爱的父母来说是件残忍的事情”，多年以后他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笔记里这样写道。

  他声称，自己曾在水牛比尔的农场工作过但近距离接触后才发现，水牛比尔并非他在廉价小说中读到的那个浪漫的拓荒英雄。他继续往西，终于在旧金山的找到了工作。在，他瞅准机会将自己的德语技能派上了用场：他为对手合众社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愉快地告别了案头工作。三个月后，他获得独家采访威廉二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的机会。这位王储最有名的事件是，他告诉美国人他曾预先警告过自己的父亲，战争已经失败了。这次独家采访很快就占据了头版头条，对韦根早期的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他再次跳槽来到了赫斯特报业。

  如同其他的优秀记者一样，韦根认识到他必须为编辑和读者们提供有关战后德国的全方位报道。除了尽职尽责地报道每一场政治危机、持续的街头巷战以及食品短缺问题（如1922年5月23日的头条新闻“德国食品短缺全面拉响警钟”）以外，他对那些能撩拨读者神经的话题也时刻保持敏感甚至是他的编辑和同事们都不愿触碰的露骨话题。

  以战后德国声名渐长的性放荡问题为例。韦根与远在巴黎的贝尔特利从始至终保持着隐秘通信，互相交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在1921年的一封信里，贝尔特利敦促韦根写更多文章来披露可卡因和“所谓的德国这座古堡的堕落”。他补充道，关于这些主题的出彩报道将“让整个美国大陆燃起愤怒的火焰以及贪婪的渴望！”严肃之余，贝尔特利也会调侃韦根该如何去做实地调研。“在你的夜间暗访（当然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的未来一代着想）中，你也许会偶然遇到你的女神维纳斯注意记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韦根的家乡美国，一个读者认为他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解决个人问题。“我在寻找我未来的妻子”，R. C. 布鲁赫曼在1921年1月14日从伊利诺伊州的丹维尔写信到德国，“我想象在柏林一定有大把大把的漂亮姑娘，可以娶回家做老婆。”他随信附来1.5美元，请求韦根在柏林的报纸上给他登一则征婚广告，征婚词是：一名35岁的德裔美国绅士“欲娶一名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女子为妻”。

  因为觉得有趣，韦根应承了下来，他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第一次被要求做婚姻中介人。“因为德国的女性比男人至少多出一百万，所以你可以尽情挑选，我也确信你肯定会收到很多回复，”他在回信中写道，“确实很多优雅的有教养的德国女人以前家境殷实，现在却一朝破落。”

  韦根也会参加柏林的外交聚会，偶尔也会写一些相关的专题报道，尤其是关于那些美国人扮演主角的聚会。1922年12月30日，《华盛顿时报》刊登了由他撰写的《霍顿女孩柏林首秀》的报道，副标题为“举办奢华派对欢迎美国公使女儿初登社交舞台”。阿兰森B. 霍顿是实业家出身，后当选为共和党议员，转而从事外交事业，他是“一战”后第一位美国驻柏林公使。他对当时德国的整体局势深感忧虑，他屡次警告华盛顿当局，德国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动荡将使得整个欧洲大陆都岌岌可危。然而这些担忧并没影响他举办一些极为奢华的派对，韦根也热衷于报道这些宴会。

  在一场为女儿和侄女举办的舞会上，霍顿夫妇邀请了“四百名外交官和德国高官，还有多位美国上流阶层的代表，”韦根这样写道。他称，这场“盛宴”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的声望。可以推测，他们女儿（身穿银线织锦礼服）和侄女（身穿金色礼服外套和金带、网纱）的盛装出席也是晚会成功的主要的因素事实上，这两位年轻的少女还“手持玫瑰色的羽毛扇”。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爵士乐队在现场演奏，“一台放映机不时地将斑斓的灯光投射到舞动的人群里，为舞会增色不少”。这一切都比迪斯科时代早了半个世纪。

  尽管韦根十分热衷于报道此类活动，但他知道编辑更想要的是有关德国动荡政局的报道他自己也很看重这项工作。事实上，韦根是首位采访以激情洋溢的演说而出名的一位慕尼黑街头煽动者的美国记者。这名煽动者的名字叫作阿道夫希特勒

  在提交报道以前，韦根已经向霍顿大使汇报过德国南部的混乱局势，也警告称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意图推翻政府，实施右翼独裁统治。在“一战”后期，他曾指挥德军作战。经过短期的流亡后，他重返德国，开始与希特勒和其他慕尼黑的煽动者为伍。他不但拒绝为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负责，反而归咎于社会主义者、左翼人士以及犹太人。这就是他所谓的“背后捅刀子”的理论。

  霍顿想要获得更加多有关南部的消息。“某些东西正在巴伐利亚酝酿，没有人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会发生，但目前是紧要关头，我们绝不能铤而走险。”他派了年轻的武官助理卡普特史密斯去了解情况。此时，韦根正在起草第一篇关于希特勒的报道，史密斯也准备追随他的足迹他将成为第一位正式会见这位未来纳粹德国领袖的美国官员。

  史密斯后来指出，那时柏林大部分外交官都贬损全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纳粹党“无足轻重，而他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只是一个没有教养的疯子”。相比之下，霍顿“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这场运动及其领袖将在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德国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大使和武官爱德华戴维斯中校，也就是史密斯的直接上级，要求他“与希特勒本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对他的个性和能力做一个评估”。

  自11月15日抵达慕尼黑后，以柏林外交官热烈讨论的话题为基础，史密斯列出了一系列清晰的问题。首先，从“慕尼黑反动政府”对“较为左倾的柏林帝国政府”所表明的公然敌意来看，巴伐利亚有没有宣布独立的可能性？其次，巴伐利亚的会不会卷土重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曾在1919年短暂成立）？第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有没有可能强大到攫取巴伐利亚的政权？”此外，史密斯还很想了解国防军（德国陆军的称呼）第七师的忠诚度，以及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战后依然还在行使权力）与巴伐利亚之间一些零星事件背后的真相。

  为了达成目标，史密斯尽量接触更多的人，把对话内容和对他们的印象记录在笔记本里。他做的笔记具有典型的军事化风格：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

  刚抵达德国南部，史密斯直奔美国领事馆，会见了当时的代理领事罗伯特墨菲。领事馆于1921年重新启用，因此现有的四名领事馆官员整日忙于文书工作，平均每天要签发400张签证。“在我们看来，似乎所有的巴伐利亚人都想移民”，墨菲回忆道。尽管如此，领事馆还是竭力关注着当地混乱的政局，并留意希特勒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举动。“为了给国务院提供有用的情报，我们很乐意化身成政治记者，这也正好让我们从日常的琐事里解放一会儿。”墨菲这样写道。

  墨菲告诉史密斯，新的巴伐利亚州州长欧根冯克尼林并没有实权，他的意志非常容易被右翼政客所操纵。随后，他们的话题转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对于墨菲的观点，史密斯这样总结道：“德国纳粹党正在迅速增强实力。他们的首领奥地利裔的希特勒，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不过，他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正在煽动人们所有潜在的怨愤以增强他们的队伍。”

  墨菲也跟风传播了一个谣言。据说希特勒有“一段阴暗的过去”，他在奥地利时曾滥用政府资金。而在现在的德国，他领导着一支四万人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忠于他们的领导者的流氓无赖”。有些报道则暗示，他手下的成员多达二十万。墨菲说，假如指挥得当，星星之火可完全燎原。“希特勒十分了解巴伐利亚人民的心理，但他是否足够强大到足以领导一场德国民族运动，则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他还办不到。”他补充说，巴伐利亚州政府注意到德国纳粹党与“其他君主主义团体”各自为战，因此放任他们“为所欲为”。墨菲也承认，很难对全部的竞争党派都做出评估。“所有的民族主义团体内部都混乱不堪，确实很难去明确区分它们。”

  这才仅仅是史密斯南巡之旅的开始，他向每一个见过希特勒的人了解情况。尽管第七师的炮兵司令克雷斯冯科伊茨斯坦将军还没见过希特勒，但是他称这次民族主义运动是“一场与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健康运动”。科伊茨斯坦将军称，希特勒是“一个演说天才”，但他觉得“希特勒本人并不像他的演说那样偏激”。他的反犹太主义也“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因为他只是想将犹太人从政府机构里排除出去。他向史密斯预言，假如没有意外状况，这场运动将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他还补充道，希特勒的纳粹党更想要“循序渐进式的发展，而不是骤然革命”。

  《慕尼黑新闻》的总编弗里德里希特雷夫茨也认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希特勒是一名了不起的演说家。没有人能超越他”，史密斯将他的话记录下来。特雷夫茨告诉史密斯，他曾参加过纳粹党的一次会议，当时他坐在一名将军和一名员之间，两人都是出于好奇前来旁听但是，会后两人都报名加入了纳粹党。特雷夫茨这样总结：“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不会对政府造成紧迫的威胁，可他们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一定会逐渐壮大。”

  最后，史密斯去了纳粹党在乔治街42号的临时总部。在那里，史密斯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的早期密友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里希特。他告诉史密斯，纳粹在慕尼黑有35000名成员，200000名支持者，以及一个装备有棍棒和手枪的地下“军事化组织”。至于反犹主义，他反复告诉这位美国来访者，那“纯粹仅仅是为了宣传”。

  在对话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原本计划在当晚的雷根斯堡举行一场会议，但德国铁道部拒绝派遣专列将希特勒的人员运至雷根斯堡。施勃纳-里希特解释说，雷根斯堡的会议不得不推迟，但是希特勒打算就近检阅他的军队纳粹冲锋队。史密斯也受邀在纳粹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陪同下一起参加检阅。

  “确实非常壮观，”史密斯记录道，“我生平第一次看到1200名粗犷大汉佩戴纳粹十字袖章、高举帝国国旗正步走过希特勒面前。”

  希特勒向他的追随者们解释，德国政府阻止了他们去雷根斯堡，纳粹党将在下周“对整个城镇进行大清理”。史密斯在笔记本里补充道：“然后他大吼着犹太人去死等等，人群一阵疯狂的欢呼。我毕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之后，史密斯被引见给希特勒，后者答应两天后与他见面。

  在等待的间隙，史密斯前往鲁登道夫将军家中进行拜会。这位有名的司令官直言相告：“协约国必须支持德国政府抵御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至于这场法西斯运动，他赞许其为“欧洲觉醒的开端”。鲁登道夫将军的结论是：“美国必须理解，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政府才能使国家在乱世中得以保存，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履行对协约国的赔款约定。”

  11月21日，星期一，史密斯回到纳粹总部，准备在下午4点与希特勒会面。见到希特勒的住所时，史密斯吓了一跳，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纽约出租房内的那间密闭的储物间。后来，史密斯很后悔地表示，他当时过于专注希特勒的政治观点而忽略了对他性格的观察。一回到玛丽巴德酒店的房间，他就在笔记本里记录下对希特勒的印象，而且十分中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煽动者，”他写道，“我极少听到这么狂热而又有逻辑的演说。他在暴民中的影响力一定是很强大的。”希特勒的观点毫不含糊：“议会和代议制政体必须消失。议会制已经没办法统治德国了，只有专制才能让德国重新站立起来。”在返回柏林后，史密斯撰写了一篇报道，除了重复上述观点之外，他还添加了以下评价：

  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之于德国是否相当于法西斯党之于意大利，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点确定的答案。但是在多瑙河南部这狭小的巴伐利亚地区，希特勒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德国纳粹党已经小有成就，这将它与其他极端社会主义政党区别开来。人们相信，只要曾经主导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君主制观点被彻底抛开，那么不仅是慕尼黑，甚至是整个德国，都会有滋生一场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广阔沃土。此外，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传播民族专政理念并不缺乏资金支持。除此以外，德国纳粹领袖的个人魅力和雄辩天才，将成就德国“法西斯党”快速而持续的发展。

  “二战”结束很多年以后，史密斯撰写了一部题为《生活的真相》的自传性著作，他曾尝试出版，但没有成功。在那本书里，他回忆了与希特勒1922年的那次会面。“我在慕尼黑写下的日记表明了我对他的个性印象非常深刻，心想他可能会在未来的德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大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11月17日，当史密斯还在慕尼黑巡回执行任务时，韦根再一次来到柏林的大使馆看望霍顿大使。他向霍顿汇报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讲述了这位纳粹领袖如何声称要与法国寻求“某种安排”，并表示他可能会发动政变实施独裁统治。

  由于这份关于希特勒的汇报“让人不安”，所以在11月21日那天霍顿大使就决定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写一封密函，而不再等当天正在会见希特勒的史密斯的报告。尽管霍顿误把希特勒与君主主义者混在一起，但他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却出乎意料地准确。

  “最为活跃的一个君主主义团体是由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年轻奥地利人领导的。据估计，他掌控着30000名武装人员。而且，凭借他狂热的激情，果断而又有魅力的人格，他很快将成为整个运动的领袖。”霍顿这样汇报道。他还提及，他已经派遣了一名武官去对希特勒做更深入的调查。

  在把纳粹党等同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后，霍顿大使继续说道：“这次法西斯运动毫无疑问将席卷整个德国它为这个保守的民族提供了一种聚集和组织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方法和手段，以应对和抵御社会主义的侵袭它有很大的可能性吸引一大批人加入到队伍中去。”

  然而慕尼黑的代理领事墨菲并没这么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危险性。他后来也承认，他刚开始误以为纳粹的首领是保罗徳莱。徳莱是慕尼黑领事馆的一名雇员，他来自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有着深远的巴伐利亚血统。墨菲和徳莱都参加过希特勒早期召开的一些会议。在第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徳莱愤怒地告诉墨菲：“凭什么要这个奥地利的暴发户来告诉我们德国人该做什么？”

  在目睹了希特勒各方面的表现之后，墨菲问徳莱：“你认为这些煽动者能成大事吗？”

  这名德国雇员非常守旧他对日渐强大的纳粹党的看法也十分迂腐。有一次，他和墨菲去一个裁缝铺订制一套西服。裁缝的态度非常粗鲁。墨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问裁缝是不是纳粹党成员之一。“是的，我是希特勒先生的追随者”，他骄傲地回答。当他们走出裁缝铺，徳莱问墨菲是否注意到他有多么鄙视这名纳粹裁缝。这位美国人坦诚地说没有。“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脱帽致意！”徳莱这样解释，似乎这样一个举动可以摧毁他的对手。

  墨菲只在1923年与希特勒有过一次直接对话，而且那时他可能受了徳莱的影响，并没有很重视那次的见面。在1923年3月17日发给华盛顿的题为“巴伐利亚的政治形势”的报告里，墨菲长篇累牍地描述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阴谋。在报告最后，他还加了一个题为“采访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节。美国人探寻与希特勒会面的目的，是要证实关于著名的反犹人士亨利福特为纳粹运动提供了经济支持的谣言是否属实。

  “希特勒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热忱而肯定的，他说很不幸的是，福特的组织至今还没有给纳粹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墨菲在报告里这样写道，“他说他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身居海外的爱国人士。”

  作为对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的惩罚，法国和比利时决定在那年的1月占领工业重镇鲁尔山谷。围绕着因此而起的紧张氛围，墨菲和徳莱展开了讨论。墨菲报告称，希特勒认为这样的侵占“事关德国政治经济存亡，绝不能妥协”。纳粹首领明显支持慢慢的开始的消极抵抗，并且暗示，如果法国军队跨过莱茵河进入巴伐利亚，“必将采取积极行动”。墨菲在援引这些观点时未加评论，并表明了自己对此并不特别担忧。

  但墨菲在国务院的上级并不赞赏他为了解当地不稳定的政局而做出的努力。1924年4月8日，在威尔伯J.凯尔代表国务卿写给墨菲的信里，就抱怨称去年“从慕尼黑发回的大部分报告都是关于政治或者政治经济主题的”。虽然他承认“动乱的政治形势确实可能让商业发展蒙上阴影”，但他还是敦促领事馆的官员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拓展美国商务”上。

  墨菲时刻牢记这一要求，至少之后他更加专注于商业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对希特勒更加关注，尽管徳莱还是将他和纳粹贬斥为疯子即使在希特勒上台之后。1938年，当墨菲惊闻慕尼黑的一座犹太教堂被烧毁时，重新飞回那座城市劝说这位曾经的同事逃离这一个国家。并且，他向徳莱保证会为他在美国国务院安排一份工作。徳莱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称自己不会离开。“不，这种疯狂只是暂时的，有自尊心的德国人是不会长久忍受这些流氓的。”他坚持道。

  当卡普特史密斯准备前往慕尼黑的时候，他在柏林大使馆的同事沃伦罗宾斯给在慕尼黑的恩斯特汉夫丹格打了一通电话，大意是史密斯将去往南部，希望他能帮个忙：“请照顾好他，并为他引见一些人。”事实上，这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请求后来起了巨大的作用。

  罗宾斯知道汉夫丹格会很乐于帮忙。他和汉夫丹格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曾一起参演过哈佛速成布丁俱乐部出品的一部名为《苦行僧的命运》（Fate Fakirs）的戏剧。汉夫丹格和史密斯差不多高，约6英尺4英寸在剧中反串扮演一个名叫格雷琴施博特费尔芬的荷兰女孩。“那时候我是女高音领唱不过是假声”，他回忆道。这个魁梧而又强壮的男人很享受被众人关注的感觉。

  1887年，汉夫丹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半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并且他们都家世显赫。“普奇”（在巴伐利亚方言里是“小男人”的意思，从很小开始就一直是他的绰号）很骄傲地描述了他的父系家族：“汉夫丹格家的人都是大个子，曾连续三代担任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公爵枢密院的成员，而且是有名艺术鉴赏家和资助者。”普奇的祖父以精湛的工艺品复刻手艺而闻名，并且是最早使用摄影技术的先驱之一。普奇的父亲继承并拓展了家族生意，在伦敦和纽约都开了画廊。

  普奇的母亲名叫凯瑟琳，出嫁前的本姓是赛奇威克，来自新英格兰一个真正显赫的家族。她的舅舅约翰赛奇威克将军是一名内战英雄，父亲威廉海涅是一名建筑师，曾收过在1848年革命后逃出德累斯顿的起义者为徒，并为巴黎歌剧院做过装修，后来才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成为上将佩里远征日本舰队的官方插画师。在内战中，他也当上了将军。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他还是护棺者之一。因此，普奇在1905年被派到哈佛大学深造也不足为奇一来可以让他更多地清楚自己的美国血统，二来也是为他今后接管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做准备。

  谈及在哈佛的日子时，普奇总喜欢停留在他的名气和人际关系上。“我讨厌自己这样说，但我在班上很受欢迎。”他迫不及待地指出。虽然非常虚荣，但汉夫丹格在这点上没错：无论是弹奏瓦格纳钢琴曲还是为足球队高奏进行曲，他总能在哈佛校园里吸引大批观众，而且他总能轻易地和T. S.艾略特、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本奇利和约翰里德等人打成一片。

  但最让他声名大噪的却是校外的一次经历。1906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在查尔斯河畔等待船队选拔赛的训练。据普奇回忆，“皮划艇队的一个傻瓜在激流中遇到了麻烦，他的船翻了。”普奇毫不犹豫夺过身边的一条船，划至正在奋力挣扎的落水者身边。他来不及脱衣，就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把那人推上了船。第二天《波士顿先驱报》就刊登了题为《汉夫丹格，哈佛的英雄》的头条新闻。

  普奇坚持认为，这个事件让他结识了另外一位有名的哈佛校友、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冬天，罗斯福的父亲普奇描述为“一个性格外向的人”邀请他去华盛顿作客。在与西奥多罗斯福几次会面中，他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最为深刻：在白宫地下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无女伴的聚会上，他“毁坏了那架施坦威大钢琴的7根低音弦”。

  从哈佛毕业后，汉夫丹格返回德国，在巴伐利亚皇家步兵团服了一年的兵役，主要是为王宫站岗。他渐渐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落伍的世界里。之后他又去格勒诺布尔、维也纳和罗马等地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美国接管在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生意。因为经常在哈佛私人会所吃饭，所以他认识了另一位罗斯福那会儿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州参议员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当然他也和西奥多罗斯福恢复了联络。这位前总统告诉他，服兵役的经历对他来说一定会是件好事：“我了解过你们在邓伯立兹的皇家军队，那样的训练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以那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民族，是永远都不可能堕落的。”

  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到艺术和政治。“汉夫丹格，你的工作就是挑选最好的画作，但是你要记住，在政治里，选择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前总统这样告诉他。毫不讽刺的是，普奇在后来竭力帮助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到这句话“自此几乎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夫丹格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他去效忠自己出生的祖国。在美国参战之前，他通过邀请那些被阻滞在纽约港的德国船只上的乐队来自家的画廊表演，以达到帮他们的目的。而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后，普奇不得不找来一名律师前参议员伊莱休鲁特，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并承诺不再从事任何反美活动才被免于拘留。